(大家记忆——王静珠，时长共2分45秒)
王静珠：对电影的“痴爱”永远不会变
新中国成立75年来，在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，曾涌现出《岭南春秋》《少年犯》《特区打工妹》《龙出海》《梅花巾》等多部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，这些作品的剧本均出自著名编剧王静珠之手。
20世纪80年代，时任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电影文学编剧的王静珠携手丈夫——著名演员、导演张良，用鲜活的电影语言向全国观众展现了一片敢闯敢拼的南国热土。她因此也收获了“鲁迅文艺奖”“百花奖”等多个文学、影视大奖，为南派电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光时刻。
王静珠近照。南方+记者 仇敏业 摄
从艺逾70年，王静珠本人的艺术人生也如剧本般跌宕起伏——年轻时北上艰辛追梦，中年时南下广东圆梦；年过五旬又大胆“下海”创业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创办剧本公司的女性影视编剧、新中国第一位女性独立制片人。
“电影这条路很辛苦，但我走对了。”王静珠把自己对电影的热爱，归结为对时代的感恩。“是时代造就了我，生逢其时，这是我的幸运。”
艺术启蒙
曾是新中国第一批电影科班生
南方+：您是怎么走上影视艺术这条道路的？
王静珠：我家世代都是苏州人氏，家乡的文化氛围特别浓郁，尤其是我家附近的苏州北局，四周几乎都被电影院包围。大约从我读小学四年级起，放学以后我常去北局的大华电影院。当时有个比我年长的邻居姐姐，带我去那里趴着窗沿，掀开厚厚的黑布窗帘一角，就这样看完了一部电影。从此我被电影深深地迷住了，无数次地做着关于电影的梦。
长大后有一次，我陪同学去报考苏州美术专科学校。我刚开始对这所学校并不感兴趣，没想到偶然看到墙上一则“通告”：苏州美专首创“电影动画科”，今年招收新生。我看到“电影”二字，激动得连报考条件等都没看清，就喊着要马上报名。当时我为自己做了一个通盘的考虑：争取考上这个专业是我目前通向电影大道的唯一出路，即使不能直接通往，起码也可以作为一个跳板、一座桥梁，才能走到电影的彼岸。
据介绍，凯德投资将重构腾飞苏州创新园项目的资本结构，将其作为种子资产注入CBPF III。腾飞苏州创新园位于著名的苏州工业园内的独墅湖科教创新区，自2011年开园以来，已吸引众多国际和国内生物医药、信息技术企业入驻。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170,800平方米，包含4幢中层和11幢低层独栋办公楼，毗邻苏州地铁2号线，坐拥完善的便利设施及服务配套。凯德投资将继续负责该项目的资产管理，获得经常性费用收入。
南方+：听说您当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首批统一分配生里，年龄最小的一位？
王静珠：是的。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电影人，是电影科班生，我们毕业那年的学生也是国家第一批统一分配生。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。1952年，八一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，全部人员包括前电影处的“老前辈”们以及从各地军区文化部抽调的精英分子，一共才60余人，我是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我们14个同学全部被分配在一个美工车间里，是一个独立的动画组。
结缘广东
到改革开放前沿地汲取“盗火者”精神
南方+：当时是怎样的机缘，让您决定南下广东？
王静珠：年轻时，我和张良一同北上经历了很多波折和磨难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张良平反以后，我们两口子谈论最多的话题是：努力干事，把失去的年华追回来！当时，摆在我俩面前的主要问题，是工作地点的选择。一方面是耐心等待八一厂恢复军籍，恢复张良电影演员的身份。从当时八一厂的形势来看，要回八一厂工作，也许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；另一方面，远在广东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已委派了两名代表前来北京找张良，珠江电影制片厂表示了邀请我俩去工作的诚意。由于我俩急切地想早日投入工作，因此很快地选择了后者。
在迎接1973年初春的时候，我俩拖儿带女踏上了广东这片南国热土。拖家带口前往广州落户创业，这个决心无论从当时或者是今天来说，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后来实践证明，我们到广州是幸运的，许多意想不到和曾经幻想过的事情，都在这个时期实现，这就是幸福。
南方+：您和张良老师特别关注改革开放题材，作为当时的“新广东人”，您是如何能抓准南国都市片的时代特质和城市气质？
王静珠：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，我们能在这么一个环境中见证和参与这场伟大的变革，应该说这既是一个机遇，更是一种责任。改革开放的种种变化，对于我们电影工作者来说，不仅是前所未见的新鲜事，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影视题材。作为南国电影人必然首先关注本地区在改革大潮中的新人新事，那时我和张良都有一个心愿，一定要做好“深圳特区建设”这一重大题材。
我记得第一次去深圳是1983年，一下火车就好像走到了一个大工地，扑面而来全是灰，工程建设的响声惊天动地。我亲眼见证了什么是“深圳速度”，也目睹了万千外来建设者热血拼搏的身影。我在火车站看见了一对十八九岁的女孩子，拿着行李在火车站坐着。她们告诉我说要去深圳打工，其实她们当中有的还没有到18岁。为了摆脱家乡的贫困，就出来找工作。这群人盖起了高楼大厦，付出了自己的心血，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深圳。
于是我决定要写写“打工妹”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人群。在这部影片中我特别表达了一种“盗火者”精神。年轻人去深圳特区打工是要去学习、去“盗火”，要把“圣火”带回去建设家乡，这才是脱贫致富的出路。这种“盗火者”精神，不仅推动了深圳特区40年蓬勃发展，也鞭策着我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好学进取、自强不息。
两次转型
独身“下海”勇尝影视市场化“头啖汤”
南方+：到珠影以后，您和张良老师在艺术创作上都有了新的转型，这当中克服了哪些困难？
王静珠：当时珠影投拍的故事片不多，可供投拍的好剧本就更少了，一旦有个可以投产的好剧本，个个导演都去争。我俩苦思冥想，怎样才能转变这个被动的局面呢？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自己要拥有一个可供投拍的好剧本。说实话，我就是从那时起，从张良的身后走到了他的身旁的，是形势需要才让我鼓起勇气和他并肩作战的，从此造就了我这个编剧。
电影《梅花巾》是我和张良电影创作起跑线上的处女作，它倾注了我俩全部的心血，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。我俩重返江南，深入走访刺绣界和评弹界的老前辈。我的记录本写完一本又一本，我们俩在小小的阳台上写作，讨论来、研究去，你改一稿、我又改一稿，磨来磨去。在做《梅花巾》编剧工作时，我的身份还是珠影科教纪录片室的动画制作员，整个编剧工作也都是在业余、节假日和漫长的夜里去完成。
我记得电影《梅花巾》放映那天，我泪流满面。这泪表明了我对丈夫导演作品的满意，也使我坚定地走在编剧创作路上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后的真实感觉，那份激动真是无法形容。
南方+：1988年，您又做了一个让许多人惊讶的决定：放弃“铁饭碗”，独身“下海”成立了全国影视行业首家剧本公司——广州市王氏影视业剧本有限公司。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勇气？
王静珠：我决定“下海”这事并非心血来潮，而是受到了广东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影响逐渐形成的。对于王氏影视业剧本有限公司的经营，我试水了很多大胆的创新举措。比如，我提倡剧本可以作为商品流通于电影市场，扭转编剧的作品仅允许本厂使用的现状；打破旧体制对电影厂编剧的束缚，提倡编剧拥有对外投稿的权利，成为真正的自由职业；提倡剧本“按质论价”，取消统一稿酬等。
公司成立第二个月，我就开始寻觅经营之道。我找到了一个用影视广告养活剧本的办法，而且我还通过了工商局“电视台代理播放权”审批，很快实现了收益。
南方+：您曾经花了5年时间写了一本48万字的回忆录《痴爱一生》，为何要用这四个字来总结您的艺术人生？
王静珠：我的一生，其实就做了两件事：第一件，我选择了电影，爱上了电影。为了电影，我心甘情愿历尽千辛万苦，却始终对中国电影痴心不改；第二件，我选择了爱人张良。我一生只爱一个人，我跟着他走南闯北，这几十年跟着他宛如坐上一架“过山车”，忽高忽低。个人的命运永远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，每一个时期都带给我珍贵的记忆。我永远觉得过去的一切，是我俩拥有的一份财富。我是个幸福的女人，因为我的丈夫是我的至爱，电影事业永远是我的至爱，我已经89岁了，但是那份热恋和痴爱永远没有变。
采写：南方+记者 毕嘉琪
拍摄：南方+记者 仇敏业
剪辑：南方+记者 陈文夏融资杠杆什么意思